【www.szsjdfz.com--工作资料】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国发展路上新的征程，我们可以看过过去40年祖国的变化，我们要对未来更充满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好，你写好相关征文了吗？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征文稿2000字。
1978年9月，经过五年的努力，我终于由天津十四中调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我能来高能所，大的方面是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高能加速器要上马，急需补充断了几代的科研人才；具体要感谢凌达春、庄杰佳研究员，是他俩的引荐和接纳，使我进入到科学研究的阵列里，倍感光荣和责任。
一天在主楼前，见一位老先生坐着轮椅，精神矍铄，气度不凡，一位短发干炼的中年女士推着车，许多同志都热情趋前问候，一打听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老科学家张文裕所长，推车的是他的秘书王恒九女士。
张文裕193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该实验室的主任物理学家卢瑟福。学成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物理教授，后来享誉世界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都是他的学生。1947年，他作为物理研究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帕尔麦实验室发现了μ介原子，物理学界称之为“张原子”。1956年张文裕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成为新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奠基人。1972年，以张文裕为首的18位科学家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建造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不到两个星期，周总理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任命张文裕为第一任所长。
我有幸在张文裕所长的统领下，进入到时任副所长的彭桓武教授开题的激光加速器组工作。初期要计算机模拟出激光加速粒子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彭桓武先生亲自给我们讲授相关的《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章节，虽然在北大都学过，但十几年过去也忘得差不多了。彭先生鼓励我们要把文革损失的时间抢回来，把必要的基础知识补回来。他每个星期都给我们上一课，各种知识和公式等等都烂熟于心，信手掂来，我记了两大本学习笔记，至今珍存。
彭桓武先生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Born），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1940年和1945年分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对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和理论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能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科研攻关，真是莫大的荣幸。
那时上所里大型计算机房，还是靠磁带打孔运行的。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北大毕业后从事了13年的中学物理教学，现在参加到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中，真是如履薄冰，诚惶诚恐，自己几乎天天加班，投身到激光加速的科学探索中去。当时自学fortran4计算机语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初步完成了交给我的计算机模拟任务。后来高能所待建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要一机两用，正负电子高能对撞进行粒子物理探索和同步辐射应用，这时重新划分科研室，激光加速项目就暂停了。
1984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科研战线急需补充管理人员，在这种趋势下，所里调部分科技人员到党政部门工作，我被调到所党委宣传部。没过一年所里成立职代会，我被选为职代会常务副主席，主席也是科研人员出身的时任党委副书记。当时高能所所长已是叶铭汉同志（1984——1988年任所长），他是一位非常和善朴实的科学家，是我国物理学泰斗叶企孙的侄子、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研究生；也是我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的研制者和粒子实验物理专家，先后在日本、美国和德国从事高能加速器的实验工作。叶所长在任期间，我同时也是所工会常务副主席和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在他的支持下，我们积极推进了职代会和工会的各项工作。1986年我在科学院率先举办了所级的文艺汇演，各个研究室和党政部门都极为重视，文革以来禁锢了多年的群众文化活动得以激发，许多科室都象对待科研工作一般认真力争上游，这是我们的精神面貌嘛！还开创了夏日广场全所的文艺演出活动。每每重大活动叶所长都亲临讲话鼓励。叶所长喜欢集邮，我是高能所集邮会会长，这个爱好也使我们接触得多一些。那时每年订邮票时需交10元的手续费，我说叶所长您就不用交了，但他执意不肯特殊。
那个年月正值我们对撞机工程，在全国100多家企业、研究所和院校的合作下，全力攻关阶段。我想科研人员很紧张，一定要在业余时间组织一些文艺活动，让他们放松一下。于是所里管弦乐队伴奏的周末舞会、交谊舞学习班等等都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高能所2000多人，是科学院最大的所，为了使大家及时了解所里的动态，在党委的支持下，创办了不定期的《高能简报》油印刊物；在大食堂安装了扩音喇叭午间双语播出所新闻广播，还真有人侧耳倾听，一时好不热闹。
1987年春节前，在所主楼前举行了喊声雷动的全所拔河比赛，各处室精选壮实男女若干誓夺冠军，当然指挥也非常重要，口令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真是群情激昂喊声震天，赛完大家高高兴兴地散去。我经过主楼二楼时，在走廊里碰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主任方守贤（1988——1992年任所长），他焦急地对我说：“王渭呀，你开展群众活动很好，但今天全国几十个合作单位在二楼会议室开协调会，咱们要求人家春节加班不休息，一定要完成各项配件任务。咱们可……，你把工会会费发给大家吧！这一段不要再搞大型活动。”听完我觉得非常不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说完匆匆忙去了，我思前想后起来，这可如何是好？别的朋友听了，有的说：有漫画曰——一张报纸一支烟，悠悠闲闲就半天。领导不让你搞活动了，你就在办公室呆着呗！反正你也是正处了。有的建议：科研人员还是回去搞科研为正路！这些话可不是耳旁风，深深地触动了我，何去何从呢？我主动向党委书记王迪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科研人员出身的于副所长也支持我重返科研阵地，决心已定，办手续时人事处长还提醒我：“现在你是正处职，回去你还是助理研究员，降了半级，要有思想准备啊！”当年我刚四十多岁，正是干事的时候，实在不愿意就此借口闲着没事虚度年华，对当不当官奢望不大，倒是当一名兢兢业业有所作为的科研人员很是看重。正好已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好朋友回国来负责同步辐射三条光束线的设计建造任务，在他的接纳下我重新回到了科研队伍中。
在所里工作的这些年，我和几位所长零距离相处，几位院士科学家热爱祖国的科学事业，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朴实无华坦诚相待，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正像方守贤院士说的那样：“任何时候，个人命运都是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从事加速器研究的生涯中，可谓是七上八下，几经曲折，但是，只要是国家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